# 鸿胪寺的日常：大唐外交官不是只收贡品，还得会“捧脚吻靴”
公元706年，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道的东壁上，一个画师正往最后那位使节的翻耳皮帽上涂抹赭色。他可能没想到，自己随手定格的瞬间，一千多年后会被人命名为《客使图》，成为解码大唐外交的顶级“抓拍”。
画面里有三个人，身穿红袍、手持笏板，气度沉稳得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——他们是鸿胪寺的官员，大唐专门管外交接待的“礼宾司”。而对面那三个，秃发的、戴鸟羽冠的、裹着皮大氅的，眼神里却藏着点意思：左边那位目光焦虑，中间那位双手拢袖一脸恭敬，最后那位远远站着，眼神里甚至有点怯生生的 。
这个细节很有意思。能让见惯世面的外国使节露出这种表情，大唐的鸿胪寺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
一张“大唐国宾馆”的账单翻开《唐六典》，鸿胪寺的职能写得很清楚：“掌宾客及凶仪之事” 。翻译过来就是：管接待、管吃喝、管送葬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这套流程远比六个字复杂得多。
展开剩余81%先说“住”。鸿胪寺下面有个直属机构叫“鸿胪客馆”，位置相当豪横——就在长安皇城含光门内东侧，相当于现在把钓鱼台国宾馆盖在了天安门里头 。外国使节一进朱雀门，右手边就是自己的住处，抬眼能望见太极殿的屋檐，心里那点“蛮夷之地”的自卑感瞬间被建筑规格压得死死的。
客馆的规模有多大？唐穆宗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太和公主出嫁回鹘，回鹘来了个573人的迎亲团。鸿胪客馆全塞下了，而且一住就是大半年。事后财务算账：这一年光接待这一个团，耗粮“一万三千斛” 。换算一下，够一个普通人吃上几百年。
但这笔钱花得不冤。每一位入住的外国使节，从进门那一刻起就进入了鸿胪寺的数据库：“凡蕃客至，鸿胪讯其国山川、风土，为图奏之，副上于职方；殊俗入朝者，图其容状、衣服以闻” 。翻译成现代话就是：连你长什么样、穿什么衣服、国家有啥风土人情，都得画下来存档。这哪是接待，分明是一场无声的“国情普查”。
捧脚、吻靴与“天可汗”当然，住得好只是第一步。真正让那些使节露出忐忑表情的，是接下来的流程。
《唐六典》里有个关键表述：“凡四夷君长，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” 。什么叫“以蕃望高下”？就是按你国家的实力、距离、与唐朝的亲疏关系，给你排个座次。这个座次不仅决定你站在朝堂上的位置，还决定你吃饭时离皇帝有多远。
但大唐的聪明之处在于，它并不死板地要求所有人都行一样的礼。有一件事可能让现代人惊掉下巴：回纥有个礼仪叫“捧脚吻靴”，就是捧起对方的脚，亲吻靴子。这要搁在汉族传统里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但在特定场合，唐朝的外交官竟然真的这么干过。
史料记载，至德二载（757年），后来的唐代宗李俶（当时还是广平王）去见回纥统帅，走到马前行礼，回纥统帅跪下捧起了他的脚；神功元年（697年），阎知微出使突厥时“吮其靴鼻”；开元九年（721年），名臣张说向王毛仲行礼时也“嗅其靴鼻” 。
你能想象吗？穿着红袍、腰系绶带的鸿胪寺官员，面对草原来的首领，弯下腰捧起对方的脚。这一幕在汉人士大夫的笔记里被悄悄记下来，带着点微妙的不解。但在大唐的逻辑里，这根本不是屈辱——这是“宾礼”的弹性。你要面子，我给你面子；但我的目的，是把这场外交仪式顺顺利利走完，把“天可汗”的秩序稳稳当当地维持下去。
正如学者所说，唐朝的外交礼仪与同时期欧亚其他政权在本质上并无不同：盛大的典礼、依据身份的座次、肢体语言表达的敬意、礼物交换、宴会款待——这些是那个时代国际社会的通用“外交语言” 。大唐之所以是大唐，不是因为它发明了一套碾压式的礼仪，而是它太懂这套游戏规则了。
鸿胪寺卿的烦恼但真正让鸿胪寺忙碌的，并不是那些盛大的元旦朝贺。
《唐六典》里有一句话容易被忽略：鸿胪寺还负责“及凶仪之事” 。什么叫凶仪？丧葬。
如果某个藩国首领死在长安，或者某个归附的少数民族头人在大唐境内病故，鸿胪寺就得立刻切换模式，从“国宾馆”变成“殡仪馆”。该给的丧葬标准、该送的赙赠物品、该安排的吊唁仪式，一样不能少。办好了，是两国情谊的延续；办砸了，可能引发外交纠纷。
甚至活着的使者病了，鸿胪寺也得管：“病，则遣医给汤药” 。这是真正的人性化服务——当然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也是防止传染病扩散，更重要的，是避免外交使节死在自己地盘上，落下个“大国不恤小邦”的话柄。
还有一个隐藏职能：翻译。鸿胪寺里有“译语”若干人 。别小看这些翻译，他们不仅是语言转换的工具，更是文化缓冲的阀门。那些使节为什么在壁画里眼神各异？很可能是因为刚才译官低声嘱咐了一句：“这位可汗脾气大，你回话时头低一点。”
一场没有硝烟的“朝贡博弈”回到开头那幅《客使图》。如果让画中人开口说话，那个焦虑的东罗马使者可能会吐槽：鸿胪寺的人太“难搞”了——带来的贡品被反复清点、登记、估值，然后按品级换回一堆丝绸和诏书，整个过程像一场精确计算的交易。
这正是大唐外交的真相：表面上是“四夷来朝”的温情，背后是鸿胪寺一丝不苟的制度化操作。
《唐六典》里写得明白：“凡朝贡、宴享、送迎，皆预焉。辨其等位，供其职事。” 所谓“辨其等位”，就是给每个人贴上等级的标签。你是什么级别的使节，住什么规格的房间，吃什么标准的饭，坐什么位置的席位，甚至用什么颜色的旗帜——全都有明文规定。
这种细致到琐碎的管理，恰恰是大唐外交智慧的体现。它避免了“谁坐前面谁坐后面”的争吵，因为一切都提前规定好了；它也消解了“你给我的回赐比给他少”的不满，因为一切都是按“蕃望高下”来的。
所以，那些使节在鸿胪寺官员面前流露出的忐忑、谦卑、甚至胆怯，未必是因为怕人，而是因为怕“破格”——怕自己在这个精密运转的体系里，找不到该站的位置。
尾声：鸿胪寺的余温一千多年后，西安含光门遗址博物馆里，游客们透过玻璃地板看着唐代的门道遗址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就在这片夯土西边不远，曾经有一座叫“鸿胪客馆”的建筑，里面住过来自日本、新罗、波斯、东罗马的使节，也住过来自吐蕃、回纥、靺鞨的首领。
他们在这里学会了跪拜，学会了捧脚吻靴，也学会了用一种名叫“汉语”的语言，小心翼翼地赞美大唐的富庶与宽容。而鸿胪寺的官员们，则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那些繁琐的程序：登记、验收、安排觐见、教拜谢之节 。
《唐六典》只是冷冰冰的条文，但条文背后是活生生的人。他们穿着红袍、手持笏板，站在含光门下，看着那些异乡人从身边走过。他们知道，自己每一次弯腰、每一次抬手，都是在维护一个名叫“天下秩序”的庞大想象。
今天，这个想象早已消散，只留下壁画上那几个眼神各异的身影，和故纸堆里那几行记载。但如果你有机会站在含光门遗址上，闭上眼睛，或许还能听见一千多年前鸿胪寺官员的声音，正在用不太流利的突厥语或者粟特语，对着远方的来客说——
“欢迎来到长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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